秘書已死
秘書職位具體體現了人們對于白領工作逐步自動化的擔憂。曾經只是讓工廠里的工人擔憂的機器人，如今正大步流星走進辦公室。根據英國統計局(ONS)的數據，牛津大學(University of Oxford)的卡爾?貝內迪克特?弗雷(Carl Benedikt Frey)和邁克爾?奧斯本(Michael Osborne)發現，2001年至2013年，有3.3萬個秘書崗位消失，數量減少了44%。這還只是在倫敦。在整個英國，秘書崗位減少了47%，也就是減少了16.3萬個崗位。這很大程度上可歸咎于經濟低迷時期雇主裁員、并要求秘書同時為多個高管工作。美國非盈利機構羅斯福研究所(Roosevelt Institute)的研究發現，在此次經濟蕭條期間，私營部門工作流失對于支持性崗位的女性員工打擊尤為嚴重，使她們的工作被其他人分擔。
盡管經濟悲觀情緒正在散去，但自動化仍威脅著秘書職業。奧斯本表示：“復雜算法取代認知勞動力的能力正在增強，秘書職業對這一點已有所感受。”
這與美國行業雜志《當代秘書》(Today’s Secretary)在1961年描述的場景相差簡直十萬八千里。當年那篇文章稱，將來“電子計算機”將讓秘書們得以從中午開始工作，并享受長達一個月的假期。與牛津大學研究員做出的悲觀預測相反，那篇文章當時認為，秘書職位未來仍會非常吃香。
生活在加州的秘書、《從速記室中脫穎而出：經典職場成功指南》(Swimming in the Steno Pool: A Retro Guide to Making It in the Office)一書的作者林恩?佩里爾(Lynn Peril)認為，真相既不樂觀，也不悲觀。“這一職業正在衰落。從過去的觀點來看，確實如此。但如今它也提供了更大的機遇。”
這份職業難以替代的地方之一在于，它讓高管有一種勝利者的感覺。忙碌是榮譽的標志，擁有秘書也是。
佩里爾指出，秘書工作與科技的關系并非總是讓人苦惱。畢竟，之所以從1880年代末開始有空前數量的女性走進辦公室，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打字機。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，早期的文字處理系統開始真正入侵秘書工作傳統上的核心領域：聽寫和打字。佩里爾認為：“那是件好事，因為它讓秘書工作進化為一種更多樣的管理工作——盡管那意味著聘用數量減少，因為它也破壞了一個老板配一個秘書的模式。”
但與她一樣，很多人認為，秘書工作一直會有需求。她表示：“較高管理層會聘用某人擔任‘看門人’，并處理復雜但耗時的任務，給老板們騰出時間，這是合理之舉。”
頭銜在不同的辦公室有著不同的意義。高管助理可能不同于個人助理，他們會根據要求代替老板參加會議。前身為美國國家秘書協會(National Secretaries Association)的美國行政管理職業協會（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s，簡稱IAAP）表示，具備大學文憑是擔任高級助理的必要條件。
行政助理組織(Executive Assistants Organisation)的創始人維多利亞?雷賓(Victoria Rabin)稱，科技使得助理的“看門人”角色更重要了，無數請求通過電子郵件向高管涌來，他們需要助理對這些郵件進行初步過濾。她稱，在美國，最高級的助理可以拿到25萬美元的年薪，另外還有獎金。（根據IAAP的數據，秘書和助理類職位的平均年薪為50000至54999美元。）
她稱，頂級助理“做的是讓其不可或缺的工作”。這要求抗壓能力、溝通技巧以及奉獻精神。“任何事你都不能往心里去——有時候這份工作就像是照顧幼兒。”
招聘機構PageGroup的秘書與商務支持總經理史蒂夫?哈勒姆(Steve Hallam)稱，日程管理是最為重要的角色之一。“如果一名首席執行官(CEO)沒能登上一架飛機，就可能影響到利潤。”
薩拉?埃弗里特(Sara Everett)已經為私人股本界老將喬恩?莫爾頓(Jon Moulton)當了30年的私人助理。莫爾頓還另有一名私人助理，專門幫他處理Better Capital業務。埃弗里特稱，她認識莫爾頓太久了，以至于她連他在想什么都知道。“我的工作一直在增加。我永遠無法想象工作會減少。”
勞拉?施瓦茨(Laura Schwartz)是一名職業發言人，曾為克林頓政府工作了8年。她的職業生涯從一名接電話的助理開始。她相信，“人員裁減使得私人助理更有力量了”，因為這份工作變得更具創造力、而不那么單調重復了。然而，她警告稱，“私人助理這一行”的易犯錯誤之一是，有些助理的說話方式會變得仿佛他們就是老板一樣（以她的情況，可能就是像總統了）。
曾為已故的納爾遜?曼德拉(Nelson Mandela)當了19年私人助理的賽爾達?拉格蘭赫(Zelda La Grange)稱，人們瞧不起“看門人”。“這是一份獨特的工作，是服務性工作。我曾不得不教會自己，這不是一場聲望競賽。”這段經歷改變了她。“在多年的種族隔離政策中長大會讓你成為一名種族主義者。正是通過為他工作，我意識到自己過去對歷史的看法非常片面。”
從事這份職業的大部分仍然是女性：例如，IAAP擁有的1.5萬名會員中，97%是女性。
然而，助理與雇主的密切接觸可能會帶來麻煩。一名曾在倫敦工作10余年的私人助理稱，為CEO們工作可能會很困難：“總是要么聽他們的，要么滾蛋。”另一名雇主則“行為不當和動手動腳”。當辦公室里沒有別人時，他就會隨心所欲。
比性騷擾更讓她感到心力交瘁的是一種挫敗感。“他總是讓我出丑，也不再說‘謝謝’。”開會時，他還會等待所有人都坐下后，讓她去給他倒杯茶，她認為這么做是為了讓她恪守本分。
最后，她離職了。最終，是她曾經效力的那個人的個性，終結了她的秘書生涯。“他是最后一根稻草，”她表示。
（來源：FT中文網 譯者/何黎）
